【記得當時17歲】
文/杰洛
一開始
國中時期我第一次接觸到同志社群，那時有一個許多大學同志社團與社運團體 連結成的團體叫「同志空間行動陣線」，那時因為在爭議捷運淡水線的出口將設在228公園,對男同志文化歷史與使用的影響，訴求保存台北新公園的同志歷史記憶，當時在228公園辦了彩虹同志情人週的園遊會，而我就是在那時開始認識所謂同志運動圈與我許多的同性戀朋友。
邊緣性別經驗與邊緣成績
從小一直是個比較陰性氣質型的小孩，從小到大被同學戲稱娘娘腔的經驗從國小延伸至國中，在加上並不是很會唸書，成績從國小就一直吊車尾，一直是讓家裡不放心的小孩。
對身體的知覺與經驗，跟一些有陰性氣質的男同志可能很像：有一個印象很深的記憶是，國小時期的我，曾為了不願像一般男生一樣打赤膊，而被父親賞耳光。
我在學校成績不好已經變成了很自然的事，但是還是有喜歡閱讀的時候，小學的時候喜歡作家劉墉、林清玄（那時的暢銷書），覺得這些文章裡寫的人生體驗比教科書更重要。國中時喜歡看小說，翻譯小說或是現代中文，鱷魚手記和孽子就是在這個時期看的。我常常會在上課時偷偷看小說，對那時的我來說，沈浸在文字的世界裡比去面對低落的成績、秘密的暗戀、還有在生活在男生班級裡的苦悶要有意義的更多。
為另一種生涯選擇找出口：戲劇科/同志諮詢熱線義工/導航拉基小組/臨界點劇團
高中時期因為不想再待在全男生的班級和升學主義纏鬥（也是因為成績從小都是倒數沒本錢鬥），所以選擇去讀壓力比較沒這麼大的藝校戲劇科。同樣時期因為同志諮詢熱線的Ｚiwei介紹而參與導航的拉基小組，當時是想用自己青少年的身份可以實踐一些什麼，但這麼多年後回想，更可能是當時細緻的討論對待每個成員的生命故事，才分擔掉青少年時期在學校與家庭無法消化的身為一個同性戀格格不入的孤單感。
當時參與拉基小組的成員有的是高中或五專生，有的剛考上大學，有的則是成員的伴侶，並且職業是名老師，這樣混雜的組合其實已不僅只是一個純粹是青少年的同志團體，但也是因為這樣的混雜性，我就能知道一些比我大一點點的男同的歷程，或是與我同年齡的同志們平時在學校或家庭中的樣貌。
記憶中那時和我同樣以青少年之姿參與的成員有Lonlon和Sau-wei，他們兩個在家庭中經驗的被迫出櫃經驗另我印象深刻，在當時我雖然因為技術比較好的躲藏沒有面對那樣的情況，我也很有感覺的聽懂他們面對家庭時的那種沈重無奈，生活在一起的人卻要以諜對諜的方式互動的愛恨糾纏，我的確有一種還好還不用面對的僥倖心態（當然該來的還是會來），但這樣看見彼此的經驗的確也減少了我青少年時面對同志難題的不安。
在社會運動裡學習‧重新回看社會、家庭
在拉基小組之後我忘記是因為誰的關係（可能是佳君或Ｚiwei）成為日日春（社會運動團體，見註1)的義工，本來一開始是以弱勢挺弱勢的心情參加，後來慢慢明白性污名的擴散不只是性別少數而已，普通的異性戀者都會有說不出的性壓抑了，更何況國家政策能否保障性別少數？那些制定政策的人大多都是異性戀者。
跟著日日春的這些年，認識到許多一般時候不會接觸到的人事物，後來因為當時工作人員嘉嘉的關係一起和「嘿咻綜藝團」這個日日春義工組成為主的劇團一起工作了許多年，〝以文化為工具，鬆動體制〞是嘿咻行動的出發點。我面對本來都比較以分割的方式來處理我在劇場與運動圈的活動，直到「嘿咻綜藝團」的關係才開始讓我思考兩者間的關係，近兩年的行動像是與「國際家庭協會」合作，進行外配為對象的戲劇工作坊、或是在象徵台北市最多底層族群聚集的萬華「龍山寺」當街演戲給當地居民、與一些潛在的性產業中的客人阿伯們對話萬華的性產業…等經驗，藉著靠近他們，我會比較懂其他在不同社會位置的人是怎麼生活的，同時有機會再回看我所身處的同志污名位置，思考要如何往外去影響社會上其他人。
回首當年的拉基小組作為一個讓我生命有出口的容器，十幾年來，一路在社會運動的團體裡當義工，藉著我的興趣—製作戲劇演出—來摸索理解問題的方法；當我在回去看我爸當時的那幾個耳光，試著去理解他時，我可以比較了解像他這樣一個母親早逝，初中就離家生活的南部小孩是怎樣辛苦的闖蕩到現在，與在面對一個娘娘腔兒子時的不安與不知所措，這一切應該都是在他意料之外的吧。
註1:日日春協會，全名「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在1997年，台北市長陳水扁以掃黃之名，確立自己的執政魄力時，被國民黨的市議員以「一手發公娼執照，一手掃黃」的似是而非的逼迫下，無預警於48小時內廢除性產業中以中高年齡女性為群體的有合法營業登記的娼妓。性工作者官姐（於2006年抗議政府，跳海自殺）獨自出席婦女團體為主的座談會發言，表示自己與公娼姐妹非刻板印象的受害娼妓，姐妹們需要工作的言論，引發女性勞工團體「女工團結生產線」及「粉領聯盟」注意而支援這些中高齡的性工作者進行一年七個月的抗爭活動。2001年正式廢娼後，成立日日春協會，為台灣第一個為了尚在汙名生活中的性勞動者，爭取工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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